转型中的中国中古社会

第一讲 魏晋隋唐的两次社会转型
·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两次大转型的时代。

·第一个转型是从中央集权的体制向地方独立的社会转变。

·秦汉郡县制 — →汉代大族(例如东汉的汝颍大姓,官场依托):城市化的大姓

·— →坞壁(地方基层组织从国家政权下完全脱离,独立自治组织,在乡势力)

·敦煌石室本《晋纪》记载:“永嘉大乱,中夏残荒,堡壁大帅,数不盈册,多者不过四、五千家,少者千家、五百家。”(见罗振玉编《鸣沙石室佚书》)

·乃誓之曰:‘无恃险,无怙乱,无暴邻,无抽屋,无樵采人所植,无谋非德,无犯非义,戮力一心,同恤危难。’众咸从之。于是峻险厄,杜蹊径,修壁坞,树藩障,考功庸,计尺丈,均劳逸,通有无,缮完器备,量力任能,物应其宜,使邑推其长,里推其贤,而身率之。分数既明,号令不二,上下有礼,少长有仪,将顺其美,匡救其恶。(《晋书·庾衮传》)

·(李)悦祖弟显甫,豪侠知名,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,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,显甫为其宗主。(《北史·李灵传》)

·去职归山,居于东林寺。有田数十顷,部曲数百人,率以力田,尽供山众,远近归慕,赴之如市。(《梁书》卷51,《处士·张孝秀传》)

·后魏初不立三长,唯立宗主督护,所以人多隐冒,五十、三十家方为一户,谓之荫附。荫附者皆无官役,豪强征敛,倍于公赋矣。(《通典·乡党》)

·1、地方独立性造成国家政权的不稳固。

·2、文化的家族化。

·3、地方分权对中央政治是强有力的制约。

·4、民族矛盾造成多元文化并存、竞争和融合的局面。

·第二次转型,时间同样漫长,也就是把自立的地方政权逐步纳入国家体制之内,形成统一的、强大的国家权力。国家在此过程中,国家逐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,由此逐步形成强化中央集权的态势。

·文宣之代,政令严猛,羊、毕诸豪,颇被徙逐。至若瀛、冀诸刘,清河张、宋,并州王氏,濮阳侯族,诸如此辈,一宗近将万室,烟火连接,比屋而居。献武初在冀郡,大族猬起应之。侯景之反,河南侯氏几为大患,有同刘元海、石勒之众也。凡种类不同,心意亦异,若遇间隙,先为乱阶。(《通典·乡党》引《关东风俗传》)

·陆馛任相州刺史时,“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,以友礼待之,询之政事,责以方略。如此者十人,号曰‘十善’。又简取诸县强门百余人,以为假子,诱接殷勤,赐以衣服,令各归家,为耳目于外。于是发奸摘伏,事无不验。百姓以为神明,无敢劫盗者。”(《魏书》卷40,《陆俟传附陆馛传》)

·1、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,但通入倍田分。于分虽盈,没则还田,不得以充露田之数。不足者以露田充倍。

·2、诸初受田者,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,课莳余,种桑五十树,枣五株,榆三根。非桑之土,夫给一亩,依法课莳榆、枣。奴各依良。限三年种毕,不毕,夺其不毕之地。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。

·3、诸应还之田,不得种桑榆枣果,种者以违令论,地入还分。

·4、诸桑田皆为世业,身终不还,恒从见口。有盈者无受无还,不足者受种如法。盈者得卖其盈,不足者得买所不足。不得卖其分,亦不得买过所足。

·魏初不立三长,故民多荫附。荫附者皆无官役,豪强征敛,倍于公赋。十年,给事中李冲上言:“宜准古,五家立一邻长,五邻立一里长,五里立一党长,长取乡人强谨者。……”书奏,诸官通议,称善者众。高祖从之,于是遣使者行其事。乃诏曰:“……自昔以来,诸州户口,籍贯不实,包藏隐漏,废公罔私。富强者并兼有余,贫弱者糊口不足。……”初,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,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。

第二讲 士族政治及其瓦解

·什么是士族

·毛漢光先生《中古统治阶层之社会成分》对于社会阶层的划分,提出独特的标准:

·1、士族:“采用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的标准以外,还添加凡史书皆称大族者”;

·2、小姓:“包括所谓县姓、地方酋豪、地方豪族等”,“是介于寒素与士族之间的阶层,依本文之定义,由寒素升为士族必需经过小姓这个阶段”;

·3、寒素:“指素士、农、工、商、兵、其他半自由民,及非自由民如奴婢、门客等”。
除了士族为学界通用的名词外,其他的小姓和寒素,都是毛先生的创新。

·陈寅恪先生在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中篇《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》中说:“所谓士族者,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,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。”官宦加文化,是成为士族的必备条件。

·钱穆先生《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 第之关系》(《新亚学报》 5 卷 2 期)指出: “ 门 第即来自士族,血缘本于儒家,苟儒家精神一 旦消失,则门第亦将不复存在。 ”

·韓昇的理解:商人可以富,官人可以有权,但不能获得文化上的贵。所谓士族,是尊(财富、权势)贵 (文化、精神)的结合体。

·魏晋隋唐的士族政治形态,不是汉代大姓的延续,而是魏晋大族的转化,其特点在于:在乡性,自立性,拥有武装,大族聚居。